对联与汉语言文学

对联的本质特征是对偶，那么追溯对联文体的起源，不得不提及它的源头一对偶修辞。汉语对偶修辞是由汉字作为方块字的特点所决定的。汉字以它悠久的历史、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表识功能,成为世界上独特的文字体系。只有这种独特的方块字，才能创造出对偶句，进而产生出对联。因为方块字是表义的文字,单音词较多，一个字只有一个音节，即使是复音词,其中的词素也有相当独立性，一般表示一个概念，极易调遣，容易形成对偶。

对偶作为修辞手段,早就运用于我国的古诗文中。远在上古时期，就有这样诗句：

断竹，续竹； 飞土，逐肉。
这是《吴越春秋》中所载的一首《弹歌》，相传为黄帝时所作。被认为是相比而言可信度最高的上古歌谣。此歌二言一句，音节短促，节奏感很强，四句完全对仗。

《尚书，舜典》：
诗言志， 歌永言。

《诗经，小雅》：
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 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

《易经，乾卦》：
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

《老子》：
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

《论语述而》：
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。

楚辞《九歌》：
悲莫悲兮生别离， 乐莫乐兮新相知。

这些对偶句闳语结构基本相同或近似，音节相等'均衡统―。

《诗经》开启了四言诗的时代，汉乐府民歌则开启了五言诗的时代。五言诗是在汉乐府推动下形成的，直接导致了汉末五言古诗的大量涌现，特别是有了象《古诗十九首》那样艺术精妙的篇章。《古诗十九首》语言浅近自然，风格平易淡远，艺术成就很高，其中不但大量使用了对偶句，而且出现相当工巧的对仗。
如《行行重行行》：
胡马依北风，
越鸟巢南技。

《迢迢牵牛星》：
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
纤纤權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文学创作1：骈体文兴盛，文学形式十分华丽而内容相对贫乏，作家极力通过骈词丽句来表现自己的文章才华叙事写景、抒情言志都以骈俪为上，有的甚至通篇使用对偶句式。陆机的《文赋》是文学理论长篇，是用诗一样的文字写成的，很讲究对偶和韵。在《文赋》中，陆机明确地提倡音韵的协调，"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"。随后齐梁声律理论大行其道，沈约的《四声谱》为掌握声病的规律奠定了客观的依据。他把诗歌上的病忌规律，系统地分为"八病"，即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、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。其原则是"欲使宫羽相变，低昂互节，若前有浮声，则后须切响；一简之内， 音韵尽殊，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"。沈约的"八病"理论虽然因为过于琐碎而连他3己也难以遵行，但经过这一番大张旗鼓的提倡之后，当时的"永明体"诗歌由于严格了对仗，注意了声律，已经与唐代五言绝句和律诗十分相近，稍经完善，近体诗也就随后诞生了 。

对偶修辞技巧在先秦古诗文、汉代诗赋以及汉魏诗歌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,发展到南北朝时期，对偶在技术层面上已非常成熟，对偶已经从自发的时代走进了自觉的时代。刘勰《文心雕龙~丽辞》对对偶从理论上作了总结，他说："故丽辞之体，凡有四对:言对为易，事对为难；反对为优，正对为劣。言对者，双比空辞者也；事对者，并举人验者也；反对者，理殊趣合者也；正对者，事异义同者也。"也就是说对偶的体例，大概有四种，言对是容易的，事对是困难的，反对是好的，正对是差的。言对是两句并列而不用事例，事对是举出两件人事来做证验，反对是事理相反旨趣相合的，正对是事件不同意义相合的。

对偶技巧的提高与声律之学的兴起，直接导致了格律诗的产生， 也促进了汉赋向骈赋及律赋的发展。而对偶在律诗和骈文中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的臻于完善，为其由一种修辞方式发展而为独立的对联文体铺平了道路。